外观
康乾盛世真的是太平盛世吗?
雍正是康熙之子、乾隆之父,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的承上启下者。康熙和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,因此,康雍乾三朝长达一百三十多年,涵盖了曹雪芹家族由发迹而辉煌,再到破败,直至《红楼梦》刊印并在海内流行的全过程。虽然《红楼梦》声明,书中故事“无朝代年纪可考”,但毫无疑问,《红楼梦》故事情节的大背景便是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。
“康乾盛世”真的是太平盛世吗?也许我们可以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段名言来形容那段岁月:“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是最坏的时代;这是智慧的年代,这是愚蠢的年代;这是希望之春,这是失望之冬;人们应有尽有,人们一无所有;我们都在走向天堂,我们都将迈入地狱。”
如果只看帝国的外表,康雍乾三朝当然足以称得上“盛”。版图扩大,人口增长,赋税制度渐趋稳定,文治武功也都留下了许多可供后人称道的材料。对统治者而言,这是一个国力上升、秩序巩固、礼法森严的时代;对读史的人而言,这也是一个极容易被“繁华”二字遮蔽的时代。
但问题恰恰在于,历史上的“盛世”往往首先是从朝廷、财政和疆域的角度定义的,而不是从普通人的处境出发定义的。皇帝勤政,版图辽阔,仓廪充盈,未必就意味着百姓安乐、士人自由、社会宽和。一个王朝可以在表面上极其强盛,同时又在内部积累深重的压抑、恐惧与不平。
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,便是它一方面塑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“盛世自信”,另一方面又以极为严密的政治控制和伦理秩序,将整个社会包裹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结构之中。这种紧张,在官方叙事里常常被胜利、太平、繁荣所掩盖;但在私人生活、家族命运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,却一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。
盛世的光亮
先说“光亮”的一面。
康熙朝平定三藩、统一台湾,奠定了清朝前期政治格局的基本稳定;雍正朝整顿财政,推行摊丁入亩、耗羡归公,在制度上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,也确实改善了部分财政积弊;乾隆朝则凭借长期积累,将帝国声势推向顶峰。若只从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、皇权的集中程度以及对外部疆域的控制来看,这一时期无疑是清帝国最为强健的阶段。
与此同时,社会经济也在持续扩张。人口快速增长,城市商业更加活跃,江南的手工业与消费文化都相当繁盛。苏州、扬州、南京、杭州等地的富庶与精致,构成了后人想象“盛世”的重要基础。曹家这样的内务府世家,正是在这一结构中一度煊赫无比。没有康熙南巡,没有皇权恩宠,没有江宁织造这样兼具政治与经济意义的差事,也就不会有曹家一时的富贵显赫。
也正因为如此,《红楼梦》里那种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的生活气象,绝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。大观园里的精致器物、繁复礼仪、日常饮食、人情往来,背后都有那个时代真实存在过的物质基础。换句话说,《红楼梦》之所以写得出那样的富贵与讲究,正因为作者确实见过,甚至曾经生活在其中。
盛世的阴影
然而,正是在这片光亮背后,阴影也越来越浓。
首先,所谓“盛世”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消失,恰恰相反,它常常意味着更多资源被集中到帝国中心,更严密的秩序被要求贯彻到基层。人口增长固然可以被视作繁荣的标志,但当土地没有同步增长、赋役压力并未真正消失时,增长的人口也会转化为更沉重的生存竞争。对普通农民而言,“天下太平”并不自动等于日子轻松,许多人仍旧在赋税、灾荒、兼并和地方权力的夹缝里挣扎。
其次,这个时代的政治空气并不宽松。清代前期,尤其到乾隆朝,文字狱与思想控制达到相当严酷的程度。统治者在文化上表现得极有自信,主持大规模编纂,收罗典籍,整理文献;但与此同时,又对思想表达保持高度警惕。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很耐人寻味的局面:一面是文化工程的恢弘,一面是知识分子精神空间的收缩;一面是“盛世修书”,一面是“因言获罪”。
这说明所谓“盛世”并不是一个纯然自由、开阔的世界,它也可能是一个秩序过于严密、声音过于单一的世界。帝国越是强大,皇权越是自信,就越不容许与主旋律相抵触的叙述存在。表面的稳定,往往是以思想与情感的压抑为代价换来的。
再次,荣华富贵本身也并不稳固。曹家命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曹寅、曹颙、曹頫几代人都曾深受皇恩,家势显赫,与康熙关系密切;但到了雍正朝,政治风向一变,旧日的荣耀便迅速坍塌。抄家、衰败、离散,不是传奇小说中的偶然情节,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。昨天还是钟鸣鼎食之家,今天就可能门庭冷落、家道中落。所谓盛世,并没有给这种家族提供真正稳固的安全感,相反,它越依附于皇权,便越容易随着皇权态度的变化而瞬间倾覆。
还有一个更直接、也更不容回避的反例,就是香菱。
香菱本名甄英莲,原本出身于姑苏乡绅之家,是甄士隐的独生女。她并非生来奴婢,也并非本就处在社会最底层;她的悲剧,恰恰说明在所谓“盛世”里,一个本来家境尚可、天性聪慧的女孩子,仍然可能因为一次拐卖而被彻底抛入黑暗的人生。
元宵走失之后,英莲被拐子拐去,几经转卖,最后落到薛蟠手里。薛蟠为争买香菱,竟活活打死冯渊,而后却几乎没有付出真正相称的代价。命案、豪强、金钱、门路,最后共同构成了一套冷酷的现实:一个女子被当成货物买卖,一个无辜男子因她而死,而真正有势力的人依旧可以照常生活,甚至继续出入于体面世界之中。
如果这是“盛世”,那也只能是权势者的盛世,而绝不是香菱的盛世。
香菱的悲剧之所以刺眼,正因为她不是死于兵荒马乱,不是死于王朝鼎革,也不是死于社会全面崩溃。她所遭遇的一切,恰恰发生在一个被后人反复赞美为“太平繁华”的时代里。天下并没有大乱,朝廷也并没有倾覆,江南依然歌舞升平,豪门依然宴饮赋诗,可一个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人,却可以这样毫无保护地被拐卖、被占有、被侮辱、被消耗。这正说明“太平”二字往往只是宏观叙事里的太平,而不是每个个体都能感受到的太平。
更残酷的是,香菱并不是一个没有才情、没有灵性的木偶式人物。进入贾府之后,她学诗、读诗、苦心揣摩格律,甚至能在短时间内显露出相当可贵的悟性。曹雪芹显然有意把她写成一个极有天分、极可疼惜的人物。也正因为如此,她的命运才格外令人难受:这样一个聪敏、柔和、肯用心的人,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品性与才华而获得更好的处境。她仍旧只是薛蟠的妾,是薛家可以支配的人,是封建家族秩序里一个随时会被牺牲的小人物。
若说《红楼梦》写的是“千红一哭,万艳同悲”,那么香菱几乎就是这八个字最早、也最尖锐的注脚之一。她身上集中了拐卖、强占、命案、门第不公与女性失权等多重苦难。这样的命运如果都可以发生在所谓“康乾盛世”中,那么这个“盛世”便至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。因为一个真正值得称道的太平时代,不应只看宫廷气象、城市繁华和统计意义上的人口增长,更要看像香菱这样的人,是否能免于被当作物件摆布。
《红楼梦》为什么诞生在这样的时代
如果说“康乾盛世”只有繁华,没有裂缝,那么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作品其实很难出现。
《红楼梦》的伟大,恰恰不在于它只是描摹富贵,而在于它透过富贵看见了败落,透过热闹看见了荒凉,透过礼法看见了人性的窒息。它写的是一个大家族的日常起居,但真正写出来的,却是整个时代精神结构中的不安与脆弱。
贾府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“坏人之家”,它甚至在很多时候仍然维持着体面、秩序、教养和审美。但也正因为如此,它的衰败才更令人震动。这个家族不是突然毁于一场意外,而是在繁华尚未散尽时,内部早已开始空心化:礼法僵硬,人情复杂,经济亏空,关系网络腐朽,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越来越少。表面上花团锦簇,实际上危机四伏。
这正是“盛世”最值得警惕的一面:它的危险常常不是来自表面的贫瘠,而是来自内部的过熟与腐朽。越是秩序完备、礼制森严、审美精致,越容易让人误以为一切都将长久延续;可事实往往相反,许多结构性的崩塌,正是在最繁华的时候已经悄然开始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红楼梦》不是“盛世的颂歌”,而是“盛世内部的挽歌”。它并不直接反抗那个时代,但它以极高的敏感,把那个时代最深处的裂纹写了出来。作者写儿女情长,写园林饮宴,写诗酒唱和,写针线脂粉,看似都很细小;但这些细小之中,处处都透出一种对盛极而衰的预感。
所谓太平,不过是不同人的太平
因此,回到最初的问题:“康乾盛世”真的是太平盛世吗?
如果从皇帝、朝廷和帝国版图来看,它当然可以被称为盛世;如果从曹家这样的贵族家庭一度所享有的荣宠来看,它也确实曾经呈现出烈火烹油般的繁华;但如果把目光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,转向普通人的生计处境,转向士人的精神压力,转向那些在繁华背后不断积累的脆弱与不安,那么这个“盛世”显然远没有宣传中那样稳妥、明亮、无忧无虑。
说到底,“太平”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、可以一概而论的词。它总是属于某些人,而未必属于另一些人;它总是呈现在某些层面,而未必延伸到全部现实。对统治者来说是太平,对富贵之家来说是繁华,对底层百姓来说可能只是勉强糊口;对史书来说是治世,对亲历者来说却可能是压抑、幻灭与无可言说的忧惧。
也许正因为如此,《红楼梦》才比许多官方史书更接近那个时代的真实。史书告诉我们帝国如何强盛,小说却告诉我们人在强盛帝国中的命运如何摇晃;史书写的是功业,小说写的是人心;史书记下的是“盛世”,而《红楼梦》留下的,却是盛世深处那一声极轻、却极长的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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